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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快3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回旋空间:存在性和理论

发布时间:2021-01-01 05:14

  :中国人口发展到21世纪的第3个十年将达到最大规模,在持续低生育率下未来人口将持续负增长和走向深度老龄化。这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面临来自人口负增长的各种挑战。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需要人口经济学理论做出新的认识和判断,并为进一步科学探索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途径提供理论依据。在此背景下,梳理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的演进史和实证分析的进展,反思已有人口与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借鉴已有相关理论给予的启示和隐喻,重新认识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初步论证人口规模在经济发展中回旋空间的存在性及其作用,提出人口回旋空间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并指出中国未来人口负增长下经济发展可利用的新动力和新途径。

  项目基金: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人口回旋空间及其作用研究”(19ARK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金营,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艳华,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 保定 071000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人口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规模已经处于持续的低增长之中,并即将进入持续的负增长状态。王金营和戈艳霞(2016)的预测结果显示,我国人口规模将在2029年前后达到峰值,其后在短时间内将以0.4%~0.6%的速度呈负增长。未来我国老年(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将从2015年的1.5亿人持续增加到2055年的4亿人,比重将从2015年的11%增长到2050年的30%左右。经济学者普遍认为人口增长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会导致经济活力不足、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降低,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Chesnais,1998),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发展进程会使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相对于经济发展阶段来讲,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出现得过早(England,2005)。甚至在网络媒体上呈现出了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悲观唱衰的现象,也有很多学者对我国人口未来发展及其影响表示担忧。从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经验来看,人们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在我国人口已经达到14亿的巨大规模下,人口结构将在规模持续低增长直至负增长的态势下发生持续转变,表现为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力供给减少、养老负担加重、劳动力结构老化。如此,中国是否会出现经济停滞的局面呢?是否还能够实现高质量中高速的发展呢?很显然,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相比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若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到21世纪中叶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需要整体经济持续高质量的增长和发展。换言之,我国未来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仍具有强烈的愿望和巨大的需求。为此,我们需要辨析和归纳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局限性,挖掘已有理论中有价值的启示,从理论上进一步探寻我国人口负增长下巨大人口规模所蕴含的经济发展潜能,探索实现持续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动力、路径和方式。

  自从经济学产生并发展至今,经济增长理论由古典演进到新古典,再进一步发展到内生理论和统一增长理论,期间还有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产生。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理论或者实证结果面临着新问题的挑战,存在着对现实不能很好解释或者无法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变动给出预见性判断等局限性。接下来,我们首先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予以分析。

  从经济学产生开始,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马尔萨斯明确地认为人口增长不利于人均收入的增长。自此之后,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论著都把人口作为重要因素加以分析。李嘉图认为人口对资源的稀释效应是由于土地数量是固定的,劳动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Ehrlich and Lui,1997)。亚当·斯密对人口和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提出市场规模引起的劳动分工对经济具有积极作用。Young A.在1928年提出了报酬递增,认为市场规模和产业分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促进因素。哈罗德—多玛为了证明凯恩斯宏观理论存在微观基础及其正确性,首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先河,构建基于微观的数学模型并证明均衡增长的存在。但是,该模型将人口(增长)处理为外生变量,其阐释的均衡状态如同“刀刃上的平衡”,极其不稳定(Solow,1956),使得其理论结果在现实中没有存在的可能。

  由此可见,古典经济理论中对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经验否定了马尔萨斯的论断。但是,20世纪世界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环境恶化、资源耗竭等诸多问题又使得悲观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盛极一时,与亚当·斯密等乐观主义并行存在。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他们尽管强调了人口规模及其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却将人口以及人口增长仅仅看作与其他自然属性的变量一样,对历史发展中的现象无法给予持久的解释,而且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结果。即使乐观的理论也没有很好地证明并指出人口规模及其增长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动力、途径和方式。这表明古典经济理论在阐释新时代人口与经济关系时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为解决古典经济理论对现实无法做出充分解释及其理论的前提假设与现实偏离的不足,以Solow(1956)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把劳动和资本作为两个基本生产要素,而土地不再是生产的主要约束资源,给定了的生产技术水平及规模报酬不变作为理论前提。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人口增长在短期会摊薄人均资本,阻碍了经济增长;在长期,经济增长只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零。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阐释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并没有对技术进步是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给予清晰而充分的解释。Simon在1986年论证了技术内生的理论(Haines,1987),他认为较大规模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创新,新的思想和创意(Ideas)的供给依赖于可供生产和使用创新思想的人口数量,新增的人口会引起技术创新报酬递增,从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这一论断也存在着与现实世界不一致之处,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并没有发生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和印度。由此看来,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对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有很强的条件限制。

  内生增长理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延续,将有意识的研发活动内生化于增长模型中。该理论考虑了知识、人力资本正外部性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而非递减。该理论明确提出: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较大的人口规模可以在科技研发活动中投入更多的科学家,同时较大的人口规模也意味着较大的市场,能够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多的利润机会,这就是人口的规模效应。Jones(1995)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并非是受到劳动人口增长的规模效应,他提出了半内生增长模型(Semi-Endogenous Growth Models)。另外,内生增长理论仍然是建立在人口增长背景下解释经济增长的规律,人口规模及增长的变量依然是外生的,未来经济增长将收敛到人口增长速度上。因此,这些理论对人口负增长下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动力和方式也不能够给出清晰而有说服力的答案。

  新古典和内生增长理论只是外生地考虑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忽视了人口规模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影响。没有将人口规模所蕴含的能量看作一个关键变量,同样对于人口的规模效应、差异性人力资本效应、结构变动效应以及规模与结构的统一性等均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进入19世纪之后,很多国家表现为人均收入增加,人口出生率和妇女生育率下降(Becker et al.,1999),为解释这种现实,学者们拓展了研究范围,将人口变量内生化。Becker(1960)较早地建立了生育率变动的微观人口内生化模型,家庭在抚养子女的收益和成本之间权衡,按照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原则选择生育率水平。随后,研究者把人口质量也内生化到理论模型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Becker和Lewis(1973)提出的子女质量(人力资本)和数量(生育率)之间具有替代关系(Quantity-Quality Trade-off)。这个理论也解释了生育率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人口转变趋势。

  经济发展内生地促使生育率降低并维持低水平、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并延长了人类寿命,因而经济发展是促使人口转变的内生动力,人口老龄化乃至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面对不断加重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这些理论又不能够给出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合理解释,让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感到悲观和担忧。由于这类模型将经济增长处理为外生变量,只强调了经济发展对人口转变的单向作用,没有对人口的这一转变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开展分析,并未考虑人口和经济的互动机制,因此也不能够回应人口负增长下经济发展的动力、方式和途径之所在。

  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要贡献之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Becker等(1990)开始将人口与经济增长都内生化,将生育率、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统一纳入内生性模型展开分析。该模型认为,人口转变取决于初始的人力资本,只有人力资本高于临界值时,生育率才会降低,人口才能发生转变,继而经济才会实现转变,跨越到持续增长阶段。这一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的历史现实,但是也隐含了一个结论,就是在一定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下,人口增长会使经济落入马尔萨斯陷阱。这还是强调了低人力资本水平下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

  将人口与经济增长均内生化的最新理论发展是统一增长模型(Unified Growth Model),由Galor和Weil(2000)首先提出。统一增长理论能够在动力系统中将人口与经济互动发展的不同阶段放置在统一框架中分析,描述了从马尔萨斯陷阱状态到经济持续增长状态的阶段性转变。统一增长模型通过设定经济变迁的多重均衡,探讨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变量之间的互动及经济增长的演化路径。这类模型分析了人口规模、生育率、死亡率、人力资本积累、预期寿命等因素变动带来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Cervellati and Sunde,2011;dAlbis et al.,2018)。Galor和Weil(2000、2011)的模型内生地讨论了出生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阐释了技术进步引起教育回报率的增加,促使人口“量—质替代”,进而引发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dAlbis等(2018)分析了人口出生数量、生育年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解释了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生育年龄从低到高转移的动态机制,从而证明了人口转变的内生机理。

  统一增长理论强调了人口规模能够促进技术进步,认为人口规模对于经济在稳态之间转换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中少数文献(Elgin and Tumen,2012)考虑了人口负增长下经济增长的问题,主要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的角度解释人口下降依然可以保持经济增长。显然,统一增长理论较之前的理论对人口规模作用的认识有了较大进步,然而该理论依然拘泥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局限于技术进步这一单一作用,没有充分认识人口规模在产业成长、就业拉动、市场分工深化、人力资本聚合等方面的回旋作用,使得所提出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无法落实到具体载体、具体方式。

  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已有实证研究主要有3个方面:人口增长、人口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率、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混合的结果。研究者们发现20世纪60~70年代,两者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Simon,2014);20世纪80年代,在低收入国家两者之间关系为负,高收入国家有时会表现为正(Kelley and Schmidt,1995)。可见,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缺乏稳健性。因此,随后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开始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看,人口的经济行为、经济贡献和需求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会有显著差异,如劳动供给、生产率、消费、储蓄等因素均依赖于人口年龄结构而变动。已有文献关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的认识是一致的(Cruz and Ahmed,2018;原新、周平梅,2018)。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会给社会带来“养老成本”的上升(Harper and Hamblin,2014)、劳动供给减少和劳动生产率降低,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国际贸易促进国际分工以及资本流动(Lee and Mason,2014)、技术创新及应用、人力资本提升可以减缓老龄化带来的负效应。综合来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一定为负(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关于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研究没有形成一致性的结论。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主要人口因素是人力资本,已有实证研究在完善了数据测度和数据质量之后,一致地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Cohen and Soto,2007)。

  综上可见,有关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对人口某一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索,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然而,已有大部分实证研究却忽略了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这两方面因素之间互动、互补作用的影响。尽管本文作者①在实证分析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时,试图选取能够反映人口转变的综合性指标,即将包含了人口流动、人力资本、人口健康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活跃度指标作为人口转变的代理变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对人口因素割裂开来分析的不足。但是,依然无法回应大国人口负增长、老龄化程度加深下人口发展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可利用的动力。究其原因,在于以上所有实证研究均将不同人口规模的国家或地区不加区别地看作一个观察点,把不同人口规模下的人口增长速度、年龄结构变动、迁移流动、城镇化、人力资本水平看作是同质的变量,造成人口规模差异效应不能够充分显现出来。另外,各因素单一地纳入经济发展模型,不能够体现人口是规模和结构的统一、静态和动态的统一、老龄化与健康人力资本提升的统一、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口与经济之间外生性与内生性的统一。因此,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无法回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但是人口却即将呈现负增长的情形下经济还能否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问题。

  通过上述从理论到实证的综合分析发现,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忽视了人口规模对经济的内生促进机制,而且其基于的事实并未考虑一个规模巨大、人口出现负增长的情境,也没有提供在负增长、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情形下,能够保持经济高质量中高速发展的动力、途径是什么的答案,更没有提供如何充分利用较大人口规模所具有的回旋潜力的理论依据。又由于已有的这些理论和实证结果对一些国家过往事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且在经济学中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知识体系并加以传播,造成接受这些知识教育和经验逻辑认知的人们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式,会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持续负增长、老龄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将受到阻碍,而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停留在劳动力要素或者依赖于技术进步,而没有探寻技术进步的来源、根本以及人口规模所蕴含的潜在能量。

  至此我们回应了本部分的核心问题,即人们由于旧有理论形成的思维定式和一些经验,认为人口负增长会使经济发展受阻。除此之外,我们的另一个目标是在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寻找发现有益的隐喻和启示。我们通过梳理发现,新古典和内生增长理论对于人口规模与创新、人口规模与市场、人口规模与产业成长的论述和认识,隐喻和启发我们要重新判断人口负增长下的经济发展规律和人口规模所具有的潜在作用,为我们提出人口规模回旋空间概念和理论框架提供了理论基础。具体表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明确提出了较大的人口规模可以在科技研发活动中投入更多的科学资源,有利于技术进步。同时,较大的人口规模也意味着较大的市场,能够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大的获利空间。这就是人口的规模效应。同时,新古典理论和统一增长理论都认为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生动力,人口规模的积极作用取决于一定的技术水平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低水平人力资本的人口增长会使经济落入马尔萨斯陷阱。这为我们认识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确定了先决条件,即人口规模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小和方向,其先决条件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这也为我们构建人口回旋空间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内容和方向。

  前述理论和实证研究将人口及其相关变量看作某一方面的要素(或因素)直接纳入分析模型或框架,反映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然而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人口的作用不会仅仅局限于生产函数中的要素表现。基于此认识,我们将通过对产业发展、劳动分工、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理论或者实证结论进行分析,进一步阐明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的存在性。

  专业化是指劳动力集中在少数的几个产业的产品生产或者服务中,而产业多样化是指产业的种类多,产业体系相对完整。专业化能够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决定劳动分工细化、专业化和产业多样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斯密—杨格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扩大能够促进劳动分工的深化进而形成专业化生产,而人口规模是决定市场规模的关键因素,社会学家Durkheim(1933)阐述了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能够有效促进劳动分工。在不考虑国际贸易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口规模越大,消费者数量就会越多,所形成的市场规模越大,便能够促进劳动分工的深化和产业的专业化,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已有文献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人口规模与产业多样化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Crowley,1973;Fu and Hong,2011)。这也就是说,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仍有劳动力从事高附加值的产业,还会有专门从事技术研发活动的人力资本,足量的劳动力规模可以分布在多种类型的产业中。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多样化有利于其经济有效防御外部的经济冲击,经济体系更加稳定(Brewery,1985)。

  从有关产业成长和多样化、专业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来看,尽管没有将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与分工深化统一在一个模型中考虑,但这些理论隐含了人口规模在一定技术水平下促进专业化、产业多样化、劳动分工细化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由此我们可得到推论1:当人口增长停止下来甚至负增长的情境下,只要人口规模足够大,那么由人口规模决定的市场规模便足够大,则未来经济增长和发展可以摆脱劳动供给不再增长的制约,而通过分工细化、专业化、产业分化、生产率提高得以实现,这便是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的体现。

  经济增长理论一致认为,技术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人口因素可以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能够解释人口促进技术进步的是Simon-Kremer模型(Acemoglu,2009),该模型假设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概率发明新技术为社会的知识进步做出贡献,而发明创造是独立于个体的随机事件,因此更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能够产生更多的技术创造,从而提高整体生产力。也有学者发现,较大的人口规模能够形成较大的市场,大规模的市场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足够的细分空间,企业为了增加利润会不断扩大规模以降低成本。因此,较大的市场规模最终会形成较大的企业规模,而较大的企业规模更有利于技术研发的开展,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Desmet and Parente,2010)。

  由此可以得到推论2:人口规模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可以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源和人力资本;二是形成市场需求,使创新的驱动力更大而且成本分摊更容易,有利于新技术的扩散应用,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因此,人口规模较大在创新和技术应用上具有回旋空间。

  当然,已有理论尚未清晰地揭示出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这一“黑匣子”,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一步挖掘人口因素在何种条件下能够以及如何促进技术进步,这也是我们开展后续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现有文献关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观点较为一致,认为开放的国际贸易对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实证研究上,不论选取的衡量贸易开放程度的指标是贸易政策(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还是贸易量(进出口总和占GDP比重),均验证了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性(Edwards,1998;Frankel and Romer,1999)。更进一步,已有文献证明国际贸易与人口规模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上具有替代关系,即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的路径对国际贸易依赖越小(Alesina et al.,2005)。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一个典型的事实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地区的韩国、中国台湾以及随后中国大陆由于具有数量较多且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因而承接了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雁阵”产业转移,形成亚洲地区乃至全球产业的国际分工,带动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也意味着世界经济分享着人口规模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家的人口红利。

  通过全球化、国际分工、国际产业转移和贸易成长的实际经验可以得到推论3:人口规模的大小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决定了其产业发展是取决于本国市场还是依赖国际市场。因此,从这个方面看,一个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在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依赖程度选择上具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人口大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或者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发展经济,也可以依靠自身的国内人口规模优势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从中提炼的理论启示和推论,为我们挖掘人口大国在人口低速增长,特别是人口负增长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提供了思路与依据。从人口规模来看,规模大且相对聚集有利于分工深化、产业多样化和产业体系的完备、知识创新扩散和技术进步,从而带来规模经济;从人口结构来看,在人口增速减缓乃至负增长、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的情景下,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提升以及技术进步等将大大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

  由此可以推断: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情景下,较大的人口规模在技术创新及应用、劳动分工深化、产业裂变及多样化、区域非均衡发展、产业的区际转移、人口聚集、城市化和人力资本提升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充足的回旋空间,足可以促进和保障经济有增长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从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可利用国际人口规模所形成的回旋空间,也可以拓展本国人口的回旋空间,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基于经验数据对国家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表明,制造业的发展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Kaldor,1967;Felipe et al.,2014)。对于工业化进程的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经济发展经历了3次产业结构的变迁,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依然是制造业而非服务业。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现代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人力资本作为支撑,对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制造业作为经济主要推动力的作用会更加显著(Szirmai and Verspagen,2015)。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很多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经历“去工业化”过程,表现为制造业比重下降向服务业比重逐步上升的转变。但是,从现实数据来看,全球制造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即制造业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并未下降(见图1)。这说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高端服务业的同时有将制造业转移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可能,而制造业转移到哪些国家去了呢?

  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是由各国制造业增加值(2010年不变价美元)、各国GDP(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而得,选取样本为全球192个国家1990~2017年的数据。其中,中国数据有缺失的年份按照联合国已有数据估算得到。为保证统计结果的稳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按照两种不同的赋权方式计算:A加权平均值:192个国家制造业增加值之和除以192个国家GDP之和;B算数平均值:每个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本国GDP的比重加总除以国家数。

  从具体国家来看,如表1所示,2017年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排名前10的国家包含了3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3个国家从世界范围来看是人口规模排名前列的国家,而其他7个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范围来看也是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这表明发达国家仍然保持制造业的强势,只是在全球的比重有所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崛起并承担了大量其他国家制造业的转移。

  注:①按各国2017年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排名,表左4列为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排名前10的国家,表右4列为发展中国家范围内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排名前10的国家,由于俄罗斯在1991年前属于苏联,经历过国家解体,在此不纳入对比。②制造业增加值比重=100%*该国制造业增加值/(样本中世界所有国家制造业增加值之和),选取样本是世界192个国家。其中,中国1990年制造业增加值数据缺失,本文根据联合国已有产业数据估算得到。

  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有所差异。那么,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以何种方式分布呢?本文以制造业增加值的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HI)作为衡量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集中度的指标来加以考察(见图2)。

  注:①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是按照世界银行收入分类标准: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高收入为发达国家;其他为发展中国家。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给出的国家收入变化历史数据,剔除在1990~2017年间收入在发达国家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水平之间变动的样本。图2所示是由131个发展中国家1990~2017年的数据计算而得。②赫芬达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HI=(国家i制造业增加值/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增加值总额)[2],N是发展中国家的数量。HI∈[1/N,1],5分快3HI数值越大表示集中度越高。当完全平均分布时,HI为最小值=1/N;当集中度最大,所有的制造业集中在一个国家时,HI达到最大值=1。

  如图2所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的集中度在1990~2017年持续增加。表1中列出了在发展中国家范围内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排名前10的国家,其中,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最高的为中国,其次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排名前10的国家,其人口规模也是名列前茅的。这说明,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能够承载更大比重的制造业转移。

  综上,从现实数据分析可知,制造业对于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重要程度并未下降。从已有文献可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人力资本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仍然是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源泉。图2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并且集中于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初步判断:人口规模有利于制造业的集聚,也就意味着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通过制造业充分集聚和发展来保障经济的增长。这反映了在一定人力资本水平下人口规模对制造业的发展存在回旋效应。当然,人口规模的回旋效应机制,是依靠高人力资本人群聚集带来的技术进步,还是依靠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抑或是空间集聚成本的降低?这些问题和内容在后续的研究中有待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

  为考察国际贸易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世界186个国家或地区、1960~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口规模、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相关系数均为正,分别为0.072和0.152,而国际贸易开放度与国家人口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52②,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如图3所示,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经验数据显示,人口规模和国际贸易均在经济增长中有正向作用,然而人口规模与国际贸易之间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见图3),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或者国际贸易开放度越低。结合人口规模与制造业的数据,以及人口规模与国际贸易依赖程度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可以更多地依赖国内的产业发展经济,降低对外在经济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降低国际经济的波动性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人口规模在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依赖程度上具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一个国家若人口规模较小,则在产业发展选择中将会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将其转移至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以利于自身发展生产率更高的产业。

  总结来看,无论是从国际的产业转移、制造业国际分工还是从不同国家贸易的开放度,都证明人口规模存在着产业发展、国际分工等方面的回旋空间。

  已有的市场分工理论、技术创新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实践和事实为我们重新认识人口规模与结构统一下所形成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途径提供了可借鉴的方向和依据。

  各国经济发展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和生产、服务能力的高低。市场的大小一方面由自身人口规模和购买力决定,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在国际市场(全球人口规模和购买力)的参与能力;生产和服务的能力取决于自身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以及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这一前提下,新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需要摒弃将人口规模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摒弃将各个国家的人口结构抽象为一个数字(劳动人口比重、抚养率等),应充分考虑不同人口规模的人口结构异质性,应充分认识人口规模在分工深化、产业成长与价值链提升、创新与传统产业相容、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化、人力资本投资积累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具有的回旋空间和潜力。同时我们也认为即使是相同的人口结构,在不同的人口规模下,其蕴含的经济增长的动力空间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新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将在“人口回旋空间”概念框架下展开。如前文所述,我们利用已有的市场分工理论、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理论、技术创新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国内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聚集与要素流动事实、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实践和事实等均证明了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的存在。在这里我们把“人口规模回旋空间”定义为:在一定人口结构变动和人力资本水平下,人口规模所规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可选择集边界的拓展或收缩幅度,即为经济发展在动力、途径和方式上提供的可选择空间和余地。具体而言,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规模较大时,可以选择深化、细化的专业化分工,也可以保持已有的分工现状;产业发展可以选择不断扩张、体系扩大,也可以选择压缩规模使某些产业向外转移;可以选择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多样化,也可以选择产业专业化发挥比较优势;可以有足够多的人用更长的时间进行专门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可以有足够多的人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可以选择保有较大规模的创新人才从事研究与开发,也可以通过购买和国际技术转移实现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回旋调节足够的劳动力抚养更多的老年人口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反之,人口规模较小,在没有国际分工与贸易时,以上选择的空间和边界将会大大缩小甚至不可能存在。

  为此,新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应该建立在人口规模回旋空间概念之上,而该理论框架的背景条件是人口持续的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这与研究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出发点有相似之处。该理论的先决条件是假设一个经济体(一个国家或地区)具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相适应的技术水平。当然,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水平将伴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一定条件下会不断提升和进步。该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针对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探究如何在后人口转变中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的中高速发展这一战略性问题,确定实现目标的动力、途径和方式。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理论框架将至少包含:人口规模对于专业化分工深化作用的理论、人口规模决定产业分化和成长的理论、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与产业转移理论、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与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理论、人口规模和结构统一下的人力资本提升理论、人口规模对于创新和新技术应用作用的理论、劳动供给的回旋空间与应对老龄化理论、智能化和自动化与人口规模回旋空间提升理论、国际人口变动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等。为了对这些理论展开检验和实证研究,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理论框架中还应该包括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综合测度的理论、方法和模型等内容。

  关于人口规模对于专业化分工深化作用的理论。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不断加重的情形下,专业化分工深化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将有怎样的经济发展动力空间?已有的人口规模及其变动在生产和服务的专业化方面具有怎样的作用?其作用的机制和途径是什么?在一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下,社会分工深化又取决于怎样的人口环境?这些都需要理论上的探究和实证层面的探索。

  关于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与产业转移理论。产业发展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是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的必然要求和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专业化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率,然而单一的专业化又会使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外部而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多样化和专业化相结合才能够既满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又能够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产业多样化、体系化需要在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的约束条件下实现。因此,该理论需要探究人口规模及其所决定的市场规模在产业专业化、多样化、体系化中的作用机理和实现途径,求解人口规模在一定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条件下的产业成长、产业体系以及产业转移的边界或空间。

  关于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与区域产业发展理论。从中国国内的产业在区域之间的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上来看,直觉上,只要有充足的人口规模便可以保证产业迁入地效率提升而产业转出地效率不降低;从国际分工来看,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将制造业转移到人口资源丰富的国家,是利用了他国的人口资源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中国幅员辽阔的地理空间和巨大的人口规模、丰富的区域多样性和巨大的区域发展差距,是挖掘国内人口规模潜在能量进行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这一理论将聚焦于人口规模对中国内部的产业动态转移和经济结构空间调整的作用,在实现区域更加协调均衡发展方面,人口规模及其空间分布产生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探索将要解答的问题。

  关于人口规模和结构统一下的人力资本提升理论。在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大量的人力资本意味着更有效率的生产性劳动力,而更大的人口规模增加了国内市场的潜在容量。人力资本的提升在现有人口规模下产生聚合放大效应从而更具有生产力;反过来,巨大的人口规模能够充分释放人力资本生产效率提升的外部性,为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创造乘数效应;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在人口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具有规模递增效应,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收入增长。同时,人口规模为科学技术研发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应用和推广。这些观点和判断也都需要理论和实证予以证明。

  关于人口规模回旋空间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作用理论。从微观家庭看,少子老龄化使得单一家庭在应对养老照护、生产劳动、家庭发展方面存在诸多麻烦,然而若结构相同的家庭足够多,则通过供养者、劳动者等组合安排产生相对较大的回旋空间能够使这些家庭安排好养老照护、生产劳动和家庭的共同发展。从宏观层面看,足够的人口规模有可能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潜在的负面影响:首先,即使是低生育率,也可以保障有足够的出生规模和足够多的年轻劳动力;其次,随着人力资本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将会拥有人力资本丰富且人口规模依然可观的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可供开发利用以延续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再次,从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来看,较大规模的老龄人口蕴含了广阔的市场对技术进步的内生需求,特别是采用新技术来完成以前由劳动力承担的工作,能够激励机器密集型产业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当然,对于人口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作用的机理、途径和具体方式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做进一步探讨研究。

  总之,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理论的形成需要在此理论框架下展开深入的数理规范研究并付诸实证检验和经验总结,试图探寻在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下经济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途径和方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处于极度落后的状态,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单一且弱小,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需要进口。经过70年的建设、增长和发展,到2019年,“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王政,2019)。我国工业制造业由单一、弱小,逐步向多样化、体系完整化、现代化发展,这一进程就是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发展和强大的过程。同时,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便面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时,依然能够依靠本国的工业体系持续发展。因此,产业的成长、多样化、体系完整化是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和驱动力。那么,为什么我国能够拥有如此完整的工业体系?原因很多,从人口角度看,我国的人口规模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市场容量空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取决于各次产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受到市场需求、市场容量和劳动供给的约束。(1)从需求角度看,2018年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95亿人,到2029年前后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大约在14.3亿~14.7亿之间,尽管其后人口将长期处于负增长,但到2050年人口规模仍然可以保持在14亿左右,到2100年大概率会保持在9亿~10亿。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购买力将会增强。由此可见,我国未来仍然具有超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市场容量空间,足可以容纳多样化、大规模的产业发展,也可以允许新兴产业发生、成长。(2)从劳动要素供给来看,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有9.9亿人,随后逐渐减少,到2035年将拥有9亿人,到2050年将拥有8.2亿人,2100年劳动年龄人口依然能够有5.8亿的规模,而且低龄老年人(65~75岁人口)也会成为劳动力资源的补充。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与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在不断的技术进步中可以保障基本产业的发展,也可以为产业成长、新产业发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3)从人力资本规模和创新资源看,2018年我国本科生毕业人数为386.8万人,研究生毕业人数为60.4万人,其中博士毕业人数为6.1万人③。根据作者的预测推算可知,到2030年之后成熟劳动年龄(25岁及以上)人口中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比例将达到40%,研究生的比例将达到10%左右,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4年以上,处于劳动年龄的大学本科生毕业人口规模和研究生毕业人口规模将分别达到2亿~3亿和0.6亿~0.8亿。这表明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将会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资源。同时,尽管未来人口处于负增长,但每年出生人口仍然能够达到1000万以上的规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高端人力资本和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为我国提供创新资源。

  此外,中国有着幅员辽阔的地理空间,由34个省级行政区(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334个地级区划(其中有294个地级市)组成④,有着完善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目前拥有19个不同层次的城市群和若干个中心城市。而且,我国各地区各城市群都拥有规模庞大的人口:2018年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是广东,其人口总数仅比日本总人口数低1300多万;我国人口规模排在倒数第2位的省份为青海,其人口总数比新加坡总人口数还要多39万⑤。广袤的国土空间、不断完善的城市体系和各地区拥有的规模可观的人口,可以保障产业“雁阵”转移在国内区域间进行,每个产业都有足够的劳动力投入做支撑,即便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依然有充足的人口规模保障产业种类不会减少,这造就了我国地区间产业的分布与产业体系的完整。同时,可以为承载产业的升级、分工和转移提供足够的回旋空间。

  从人口流动来看,2010~2017年,每年流动人口规模均在2亿以上,2017年流动人口总数达到2.44亿⑥。未来伴随城镇化、区域异质性的发展,人口流动迁移仍然会保持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人口流动和迁移影响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劳动力在地区间重新配置能够更好地促进产业在地域间的转移与升级,为经济实现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面对人口持续老龄化、老年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负担加重,只要充分利用各个年龄人口和人力资源依然巨大的优势,通过社会化、专业化和分工深化,5分快3,加以周旋调节,就能够满足养老服务所需求的资源,而不影响经济发展中生产领域的劳动供给。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回旋空间会得到进一步扩展,将有利于抵消养老负担加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总之,巨大的人口规模具有分工细化与专业化的天然优势,在技术进步上具有更大空间。丰厚的人力资本和巨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市场需求将促进产业裂变成长和分工升级,并在消费者、技术研发者和生产者的共同塑造下进一步推进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扩展,这些最终将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广袤的国土空间、不断完善的城市体系和各地区拥有的规模可观的人口为产业的升级、分工和转移提供了足够的回旋空间。人口流动和集聚可以优化人力资本与资源禀赋的配置。在充分利用人口回旋空间下,能够抵消老龄化的消极影响,扩大积极作用。因此,应该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抱有充足的信心,在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我国经济一定会实现持续高质量中高速的发展。

  面对未来人口持续的负增长,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巨大人口规模和广袤空间,我国经济就一定能够实现持续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生育率持续低水平、人口持续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挑战,更要认识到我国人口规模巨大所形成的压力和动力。为缓解老龄化而使人口持续增长、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不是我国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选项。反过来,人口快速负增长、人口过度老龄化也绝不是我国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选项。因此,我国未来生育政策及相关公共政策应该以促使生育率稳定在不使人口过快减少的适度水平上为目标,实现我国人口规模与结构相平衡,使得各年龄段的人口规模都具有足够的回旋空间。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口规模所蕴含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途径和方式的回旋空间不是自然形成并发挥作用的,而是需要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前提下,积极构建有利于回旋空间形成继而发挥作用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体系。

  ①本文作者已经关注到人口对经济增长及方式转变的影响不会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近期与两位博士合作完成了两篇论文,将人口活跃度引入模型,分析了人口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王金营、李竞博,2016;王金营、李天然,2018)。

  ②相关系数由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而得:Log(人口规模)与人均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072;国际贸易开放度与人均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152;Log(人口规模)与国际贸易开放度的相关系数为-0.652。其中,国际贸易开放度=[当前价计算的出口额($)+当前价计算的进口额($)]/当前价计算的GDP($),所有变量计算的都是各国在1960~2017年间的平均值。

  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年度数据—教育—各级各类学历教育毕业生数,详见。

  ⑤我国各省人口总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地区数据—分省年度数据—年末常住人口,详见;世界各国总人口数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详见。此外,我国人口规模排名第2的山东,人口总数仅比菲律宾总人口数少618万;排名第3的河南,人口总数多于越南总人口数;排名第6的河北,人口总数高于泰国总人口数;排名第10的浙江,人口总数多于缅甸和韩国的总人口数;排名第19的贵州,人口总数多于马来西亚总人口数。

  [1]王金营,戈艳霞.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的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人口研究,2016;6:3-21.

  [2]原新,周平梅.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之窗正在开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5:53-61.

  [3]王金营,李竞博.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基于人口活跃度—经济模型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6;3:12-22,126.

  [4]王金营,李天然.OECD国家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18;6:2-16,126.

  [5]王政.工业和信息化部——我国已成为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人民日报(04版),2019-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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